中共的经济窘境与可能的选择

中共目前面临着“股、债、楼、币”四杀的全面利空经济形势，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在分析中共可能采取的选择之前，一个必须认清的重点是：习近平不可能放弃其在过去的12年里，一直施行的政策方向。

习近平从上任伊始，就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对私有资本的战争，目的是夺回中共对中国经济的彻底控制。由于私有资本在过去4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在中国已经枝繁叶茂，树大根深。习近平为了在打赢这场战争的同时，尽量减少对中共体制的冲击，采取了一种强推缓进，“进三步退两步”的策略。

这种“进三步退两步”的方式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习近平总在忽左忽右。但实际上，反观过去10多年中国经济的变化，就不难看出，习近平的政策方向从未改变过。用习自己的话说，就是所谓的“道路自信”。

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官方媒体虽然越来越少提“东升西降”，但习近平从未停止宣扬“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特别是有多少西方世界的人，愿意与中共成为命运共同体？所以，习近平要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前提就只能是“东升西降”。而北京实现“东升西降”的基础，就是中共必须首先获得对中国经济的全面掌控。

原因很简单，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的中外私有资本，只会让中国越来越融入西方的市场经济，同时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越来越西化，不可能让西方的政经体制变得越来越中共化。但习近平要的是，西方世界成为中共的“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一部分，而不是让中共成为西方民主世界的一部分。

所以，在对待私有资本的打击上，习近平也许会调整他推进的脚步和速度，却不可能回头。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去年11月习近平在旧金山亚太经济峰会期间，请美国的工商和金融界大佬们吃饭，邀请他们去中国投资。但同时却在与拜登的会面中，要求美国政府支持中共统一台湾。这里的核心是，外资纷纷离开中国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台海紧张所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试问，习近平如此作法，是在请外资，还是在赶外资？

中共既不会花钱去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民营房地产商，也不可能真正采取有效的措施，吸引那些正在撤离的外资流回国内。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长期困境，从市场经济的层面基本无解。因为，走回计划经济就是中共的政治选择。

洋务运动的失败，在于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

 杨小凯 

杨小凯（1948-2004），原名杨曦光，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原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

清末政府制度的落后造成用于促进交通运输，司法，执法等提高交易效率的公共开支，大大低于欧美国家，这是当时清朝经济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外国企业有相对而言较好的外国制度和条约保护其权利，而中国政府没有保护本国企业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所以中国私人企业的确有面临不平等的竞争的问题，但这不平等的根源不是外国企业，而是本国政府的落后制度。

洋务运动是一个彻底失败的运动 。这个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以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

与明治维新模仿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相反，洋务运动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这种方法使得政府垄断工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员，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权力，追求其球员的利益。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

而明治维新时，日本不但在宪法中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全面模仿英国，德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 (但却不放弃天皇的实权，不搞虚君共和) ，除了在人民不知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几个模范工厂外，基本上不办国营企业。因此政府可以发挥公平司法，执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私人企业得以蓬勃发展起来。加上日本模仿专利法，公司法，使得私人企业可以利用剩余权保护推广西方专利的收益，所以西方的技术得以广泛在日本发展，二次大战后，日本人开始利用专利制度大量发明创造新技术，这使成功技术通过私人企业的剩余权，经由购买专利的公司很快变成大规模商业化生产。

清朝洋务运动的特点不但是官方对大工业的垄断，也表现为亦官亦商，官商勾结。商人成功的首要条件是与官府搞好关系和得到庇护。官商合办，官督商办是没有严格定义的概念，就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 (1872年) ，开平矿务局 (1877年) ，上海机器织布局 (1878年) 而言，李作为官员是企业的老板，他使用合股公司的形式从私商筹到资本，任命有捐纳的官衔或半官方地位的人做经理，很像政府有控股权或控制权的企业。

这类企业的最大问题就是老板既是制定游戏规则的政府大官，又是参加游戏的主要成员，其双重地位造成的利益冲突使得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公平和健全的市场秩序不可能建立，私人企业不能发展起来。官督商办企业有官僚机构的所有弊病，裙带风盛行，官员滥用资金，贪污成风 。几个所谓私营铁路公司的例子都说明，政府一直保留撤换这些所谓私人公众公司的总办，及其它干涉的权力，这些干涉加上公司治理经验不足导致问题时，政府又借机实行国有化 。而不受官方干涉的私人企业，如茂新面粉厂大多生机勃勃。

但与1949年后的国营企业相比，清朝末年的官督商办的企业更像一个近代企业。特别是清朝末期政府在多次沉重打击下规划立宪改革后，于1904年1月21日颁布＜商人通例＞九条和＜公司商律＞一百三十条，1905年颁布公司登记法，1906年通过破产法和专利法，终于使中国的经济制度上了轨道。1904-1908年私人企业迅速发展，共有272家注册。但这个良好发展趋势被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民初动乱所打断。

清末经济史中还有几个有意思的问题。一个是清末农业发展与土地制度的关系，第二个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民族经济的影响，另外一个是外国入侵 (包括国际条约制度，战争和租界)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清朝末年的经济有一个二元结构，农村地区基本自给自足加上集市贸易。集市贸易主要协调以外生比较利益为基础的极低分工。外生比较利益是指天生生产条件或偏好不同引起的分工和交易，而内生比较利益是指后天形成的比较优势。由于缺乏专利制度和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制度，在迂回生产和技术发明创造等活动中，分工和大规模商业化生产不能发展。这种农村经济的显著特点是，农民的主要消费是自己生产的，极少部分购自市场，所以农业生产不是专业化和为了市场化而进行 (分工水平低) ，几乎很少有专业生产一种蔬菜，水果的欧美式农户，更少有大规模雇工进行专业化商业化生产的农场。

以杨小凯等为代表的超边际分析文献 指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分工演进的过程。当经济制度落后使交易效率低下时，社会就会在自给自足状态，这时没有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分工，每个自然人自给自足生产各种产品。随著交易效率的改进，自给自足的自然人就会分化为专业农民，各业工人，因而使生产力提高。这种分工演进的动力是交通条件的改善，制度的改进，以及城市的发展。很多学者指出，不是剩余农产品导致城市产生，而是城市化才导致专业农业和专业生产各种迂回农业机械的产品的出现，因而使农业生产力提高，剩余农产品增加。

所以清朝末年农业的落后是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和没有保护专利和企业私人财产的制度造成的，而不是土地私有制和外国工业的入侵造成。清朝末年的土地制度已相当发达，1887年清代的官方土地记录说明，华北和满洲，除了私人民田外，还有大量旗田，屯田和皇庄，它们都是侵犯财产和战争的后果。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对私人地产的保护不严主要表现在对私田和特权阶级田赋税率的差别。另外官方和皇帝仍然有不经司法程序任意抄没田产和其他财产的特权，也可说政府有能力侵犯财产的“剩余权”，虽然政府在和平和理性时并不经常运用此种特权。特权阶级不经常运用此种特权的证据是，依靠侵犯财产，强抢恶要，并吞土地的趋势并不明显，因而土地所有权分配比欧美要平均。很少有官吏，富绅，有官方背景的垄断商人拥有一万亩土地的例子。大约有50％ 的农户为佃农和部分自耕农，货币地租已出现，每亩现金地租为地价的5-10%，相当接见现代国家中市场的货币地租水平。实物地租约占收成的 50％ 。

这种分成地租制度曾被经济学家证明为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因为佃农没有得到他的努力产生的全部边际收益，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　但是1970年代发展起来的资讯经济学证明，在测度农民努力程度的交易费用很高，且生产有不确定性时，我们会有风险分担和提高激励的俩难冲突，当低产量出现时，从分担风险出发，地主不应该对佃户有很大惩罚，但从提供激励考虑，产量不高时地主就应惩罚佃户。而当佃农的工作努力很难测度，生产中的风险很高时，分成地租就是这一两难冲突的最有效折衷。因此在一个自由契约制度中自发产生的分成地租制度是种有效率的土地。费维恺，在前引文中指出，中国的土地所有权的分布并不比当时的美国更集中，但是清末特权阶级和政府侵犯财产的特权可能是土地市场不发达的一个原因。

尽管民间自发的土地买卖和租赁很普遍，但法律并不能有效地保护土地私有权在租赁买卖中不受侵犯，保护土地产权的法律制度很不发达，例如有权以原价赎回已卖土地的权利是一种没有经过类似普通法中衡平法原则，进化到自由买断所有权的制度的机会，这曾经是清朝土地纠纷和杀人案的一个重要根源。上引费维恺一文中还指出专业租田经纪人虽是土地制度相当发达的标志，但地方士绅，地主与官府勾结也利用这种制度将土地税转移给佃户。这也应视为中国式坏私有制的一个特点，富人与官方勾结，形成特权阶层，向穷人吸取政治垄断租金。因此清朝末年的土地制度并不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阻碍，但统治阶级政治上的垄断，使得法律制度，经济制度不能有效保护私人财产 (特别是知识财产和私人企业剩余权) 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这使得交易效率低，农村的分工水平低，因而生产力低下。

与农村相比，中国的城市中已有相当发达的原始资本主义。按费正清的记载 (1993，上卷，第一章) ，清末的人口增加，刺激了商业化的发展，所谓商业化就是分工的发展，按文玫  的理论模型，人口增加会刺激分工的发展和生产力进步，清末原始资本主义在城市中的发展使银行业，信贷业，行会和商会出现和发展，并提高了商人的地位。分工发展的一个特徵是专业化水平高的职业会取代那些专业化水平低的职业，而且一些在迂回生产中高度专业化的职业会取代不依赖迂迥生产器械的职业。现代工厂制度内高度专业化的各种纺织职业取代手工纺纱织布业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与当代全球化过程中人们被迫从旧职业转到新职业的情形相同。但是由于清末的各种法律，经济制度并不发达，交通运输条件也很差，所以这个工业化转型过程在当时不是太快而是与欧美日本比较而言太慢。费维恺  记载了两方面的抱怨，这个经济转型中过程吃亏的手工业者抱怨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新的工业家却抱怨中国的自给自足经济使他们的新生意扩展速度太慢。

施坚雅和费维恺 记载了如下史实，由于交通运输效率低，所以中国被分割成成千上万互不往来的地方市场，因此分工只能在狭小的地方市场内发展，而不可能形成全国性市场及相应的全国性很高分工水平。所以沿海大城市只是协调邻近区域的分工，而不能成为全国性分工网路的交易中心。这使沿海与内地收入差距加大，也使沿海大商业城市的发展受到局限。这表现在最初创办的企业很快发现地方市场饱和，利润下降。清朝末年保险市场不存在，政府的福利政策也不存在，所以还不可能用保险市场及社会保险减少工业化转型造成的代价。这也是社会不安定的一个原因。费维恺 (pp.73-83) 还指出，清末政府制度的落后造成用于促进交通运输，司法，执法等提高交易效率的公共开支，大大低于欧美国家，这是当时清朝经济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外国企业有相对而言较好的外国制度和条约保护其权利，而中国政府没有保护本国企业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所以中国私人企业的确有面临不平等的竞争的问题，但这不平等的根源不是外国企业，而是本国政府的落后制度。

首先清朝末年很多清政府与外国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清政府自取其辱，其中义和团事件是个典型的例子。这一事件的背景是慈禧太后镇压戊戌维新运动后被国内外认为失去领导中国的合法性，因此她的理亏心态成为触发义和团事件的内因。当时中国政府坚持不准民间自由结社的传统，视独立于官方的教会为对清朝政治和意识形态垄断的威胁，因此企图利用义和团迫害教会和外国人。慈禧一反镇压民间结社的传统，支持义和团，进攻外国公使馆，打杀外国人，这在国际上被公认为犯罪行为，因而招致各国联军干涉，慈禧太后犯下这一罪行时，其关键因素是被部下关于外国人支持光绪帝复辟的传言所激怒，所以此事件实质上是慈禧镇压光绪帝改革后失去人心和统治合法性危机的暴发，而不是简单的外国人侵略中国。

因此这类事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清朝与外国冲突产生的条约制其实对中国经济有其正面影响。条约制把西方的法治概念和对游戏规则在参加者之间平等讨价还价的概念引入中国，使清政府失去了其不受限制的政府特权地位，特别是条约制度打破了官方对商业的垄断和对私商的任意侵夺，要求清政府将税收制度公平和透明化。英国对领事裁判权的要求在当时条件下也有其进步意义。当时的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没有英国的领事裁判权，则英国人民和商人在中国根本没有人身安全，及司法公正的保障。英国在租界及殖民地香港并不是由政府司法，而是由独立于政府和告辩双方独立的主要由本地人组成的陪审团定有罪无罪，这是普通法不同于欧洲大陆和中国成文法的地方。当然，从公正而言，英国人要求的人身，财产安全保障，及司法独立公正的保障也应施于中国人，但是清朝的主权面前，英国人也只能争取到英国人应有的权利了。

通过租界，英国人的地方自治，独立和公正的司法，这套制度也的确惠及中国人。中国的国民党，共产党，教会人士都曾经依靠租界的领事裁判权保护其人权。英国在中国的租界基本实行地方自治，不是由英国政府，而是由租界居民选出的地方机构治理租界。但有选举地方自治机构 (市政局) 权利的人由于选举法对财产和交税或交租额资格的限制只占大约外国居民总数的十分之一 。

英国这租界的司法，税收，公共财政治理为中国人提供了学习现代政治，经济司法制度的最好教材。中国现代城市公共财政制度，公共设施，建筑风格都身受租界影响，特别是英国租界提供了司法独立，地方自治，从在法律面前平等，收入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结社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企业成立自动注册等榜样，实在是对中国的发展有很大正面意义。可惜在革命运动乱发生后，租界的制度并没有被中国人系统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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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洋务运动和改革开放

美国准备与中共打经济恶仗

 2024年3月1日，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就中国产品的安全、监管和供应链问题举办听证会。（听证会视频截图／美国国会官网）

4月11日，六家中国公司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出口实体清单（Entity List），其中四家购买原产于美国的商品、以支持中共的军事现代化“建设”，另外两家分别向俄罗斯军方提供无人机支援和参与为伊朗一家飞机公司购买航空航天零件（包括无人机军民两用零件）的网络，美方认为这违反了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

至此，拜登政府已将319个中国实体（或个人）列入了实体清单，而开启美中贸易战的川普政府四年才有306家。这显示，拜登与川普虽是国内政治对手，但在应对中共威胁方面，共识是深厚、宽广的。拜登延续了川普的对华经济政策，又有所发展。

拜登政府2021年1月上台后，花了较长时间审议对华经济政策。同年10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首次阐述了拜登政府对美中双边贸易关系的新方针：

——重新审议并与中方讨论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强调中方必须遵守其签定的承诺。

——启动一个有针对性的关税排除流程，保持开放，但也不排除未来可能增加额外的排除流程。

——美国继续对中方以国家为中心和非市场的贸易做法表示严重关切，认为中方的这些行为在第一阶段协议中没有得到解决。

——美国将与盟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建立一个公平并允许良性竞争的国际贸易体系。

戴琪明确表示中美之间停止贸易并脱钩的做法不现实，同时她还提出了一个“寻求与中国‘再挂钩’（re-coupling）”的目标。但是，这个贸易新方针执行起来，困难重重。比如，中方没有遵守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美国也无可奈何。拜登政府的对华经济政策，内受美国国会的强大压力，外遭中共政权的胡搅、蛮缠、烂打，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是针对个案处理，整体政策框架难以出台。

2022年5月26日，拜登政策上台16个月后，国务卿布林肯才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讲话发表本届政府对中（共）国的方针的演说。拜登政府认识到，数十年来为迫使中共遵守美国主导的规则、协议和制度而进行的直接经济和外交接触基本失败，现在的目标应该是与其它国家结成联盟，限制中共的全球影响力并遏制其挑衅行为。“我们不能指望北京改变其发展轨迹”，布林肯说，“因此，我们将塑造中国周围的战略环境，推进我们实现一个公开和包容的国际体系的愿景。”他将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概述为三个词——“投资、协同和竞争”，即投资美国增强实力、与盟友协同合作，并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赢得与中共的竞争。

这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政策。布林肯表示与中共展开全方位竞争的同时，也强调美国无意改变中国政治体制，也不希望与中共进行一场新冷战。

可是，中共不仅没有丝毫的善意回应，反而全网封杀布林肯对华政策演讲全文。中共虽然“中干”，但却喜欢“外强”，这就使得中美关系无法实现缓和，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中美较量有增无减。

布林肯对华政策演讲之后一年，2023年4月20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发表了以美中经济关系为题的讲话，提出对华经济政策的三大目标：

——维护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国家安全利益，保护人权。“即使我们采取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可能在经济方面产生影响，这些措施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解决我们在自己的安全和价值观方面的关切。我们的目标并非是利用这些工具去获取经济上的竞争优势。”

——“寻求对华健康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能够促进两国的经济增长和创新。”这里的要点有三。第一，拜登政府认为“一个遵守国际规则、经济发展的中国对美国乃至世界都是好事。”第二，“要让两国都受益，要让良性的经济竞争具有可持续性，前提条件是这种竞争是公平的”，为此将继续与盟友合作，共同对中共在经济领域的不公平的行为作出反应，并与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建立开放、公平、基于规则的全球经济秩序。第三，继续在国内的关键领域进行投资（例如《芯片法案》）。

——“在如今这个紧迫的全球性挑战方面我们寻求开展合作。”诸如就宏观经济加强沟通，在气候变化、债务负担等议题方面加强合作。但是反对中共接此绑架中美经济关系。耶伦指，“这不是给我们帮忙，而是出于我们两国对世界的共同的责任和义务。共同解决这些问题也将增进我们两国的国家利益。”

耶伦提出的对华经济政策，其实算是克制的。但是，中共方面非常僵化，虽处于下风仍然不改战狼外交。一个突出的事件是，2023年8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期间，华为推出新手机。这被认为像是某种挑衅。就在中国粉红欢呼华为Mate 60 Pro手机之际，美国高调布局展开调查。10月17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发布了一系列出口管制规则，更新了对先进计算芯片、半导体制造设备以及支持超级计算应用和最终用途的物项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武器禁运国家的出口管制措施，并将中国的13家实体列入了实体清单。

总体来讲，拜登政府上台三年多来，美中经济关系已经一定程度地削弱。这在三个方面表现的最突出。

第一，中美贸易额从2022年的顶峰开始滑落。美国数据显示，2023年墨西哥20年来首次超过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2023年，中国占美国进口的比重从2017年的21.9%下滑至前三季度的14%。根据中共海关数据，2023年中美贸易总额、中国对美出口额、中国自美进口额分别下降11.6 %、13.1%、6.8%。2024年1—3月，中美贸易额为1500.43亿美元，同比下降4%。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1101.30亿美元，下降1.3%；中国自美国进口399.13亿美元，下降10.7%。

第二，中美外来人员大幅下降。例如，在疫情之前，美中之间每周允许超过150趟往返客运航班，但直到2023年8月，中美航空公司每周只能在两国之间运营12趟航班。今年2月，美国运输部表示，从3月31日开始，中国客运航空公司可能会将每周往返美国的航班，从目前的35个增加到50个，约为疫情前水平的三分之一。虽然美国的航空公司也被授权每周执飞50趟飞中国航班，但目前运力并未达到这个水平。

第三，科技战，“小院高墙”。本文一开始提到的出口实体清单，就是一个政策工具。被列入实体清单的成员需要获得美国商务部颁发的许可证，才能购买美国技术。芯片是科技战的重中之重。2022年10月，美国宣布出台一系列措施，限制向中国企业出口用于生产先进芯片的设备和零部件。美国又分别于2023年10月和2024年3月29日，修订半导体出口管制规则，收紧对华出口。

不过，美中经济关系虽然已经一定程度的削弱，但中美经济不可能完全脱钩（这与冷战期间的美苏经济关系大不同）；而且，中共当前倾尽国力大力地发展所谓“新质生产力”，对美国经济构成了一定威胁。

4月4日至9日，耶伦在九个月内第二次访华。此次访华，耶伦重点是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其它清洁能源产品产能过剩的问题，与中共政府沟通。由于中共对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大力支持，产能大幅攀升，而中国国内需求疲弱，因此行业出现过度投资，商品价格被人为压低，当这些产品出口到欧美，当地企业的生存将陷入困境。耶伦说，“美国将不会接受新兴产业如同10年前美国钢铁领域那样，被获得补贴的中国廉价进口产品大批摧毁。”并强调，“对产能过剩的担忧并非出于反华情绪或脱钩的愿望”，相反是出于防止全球经济失调、与中国建立健康经济关系的愿望，也未威胁对“产能过剩”的行业施加新的关税。

普遍认为，耶伦这是先礼后兵。先尽量与中共沟通，如果中共一意孤行，那么美国的反击也不会手软。

从目前的情形看，中共根本不买拜登政府的帐。针对耶伦强调的产能过剩问题，中共方面一口否认。中共驻美大使谢锋说，质疑中国产能过剩“是一个伪命题”，并说从全球范围来看，优质产能不是过剩，反而是严重不足。中共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称中国电动汽车企业依靠持续技术创新、完善的产供链体系和充分的市场竞争快速发展，不是依靠补贴取得竞争优势。

这就逼的拜登政府没有腾挪的空间，没有退路。

尤其，美国今年有个特殊情况——大选。总统大选的主要竞争者川普已经明确表示，如能成功当选，将对中国商品征收可能超过60%的关税。在大选的压力下，拜登政府不可能对中共示弱。

因此，无论是从中美经济关系现状，还是从美国国内政治来看，拜登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压力是相当大的。中美之间打经济恶仗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不确定的只是促发因素和时间问题。

范曾是如何陷害沈从文的？

沈从文和范曾，都是当代中国文化界的大佬。前者，以文学创作、文物研究名世；后一位，则昂然以书画巨匠、学问宗师、当世大儒自居不疑。表面上所事行业、所攻领域都不同，实际上曾是师徒关系。

他们两人之间，整整相差36岁，属两代人，乃前后辈。年轻时的范曾，初出茅庐，不名一文，内无奥援，外无帮助，为此曾异常恭谨地拜沈为师，而沈从文亦极看重这位青年才俊，引举誉荐不遗余力。也正是在沈公的着意栽培下，范先生如愿以偿，得以供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并逐步踏入京城上流文化圈。

后来，“丙午丁未年之劫”降临，范先生“真是快人”，不仅陡然变脸，立即与沈从文割恩断义，甚至投井下石，主动密告诬害，师徒二人遂彻底决裂。沈从文晚年，曾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谈到，这是他后半生最感愤然的一件事了。此后，任何公开场合，他再也不愿提及范曾的名字了。

沈、范师徒的反目，是当代文化界很著名的一起公案。唠叨旧事，既是出于公心表达爱憎，更意在重温，在那个惊魂动魄的时代，所有人其实都在失去尊严的悲音。

从现有材料看，沈、范二人能相识，并且结下师生情缘，主要是青年范曾主动、刻意及努力的结果。

1949年后，侥幸躲过生死线的沈从文，被安排进入彼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一代文坛大家，就此改弦易辙，转换主业从事文物探究，尤其是注目于周公交付给他的职司使命，即“中国古代服饰史”研究。

到了1960年代前后，逃离烽火口，识趣默存的沈从文，境遇实已逐渐改观。据“沈学专家”凌宇《沈从文传》一书记录，早在1958年，彼时掌舵文化界的周扬，甚至拟请沈出任北京市文联主席，只是为沈所婉拒；他还有单独受到某巨公接见与鼓励的无上殊遇。

这些年，社会上一直流传一个说法，说他自解放后就不再从事文学写作云云，几成定论。这其实多半也是以讹传讹的误解。最好的反证，自然是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的40卷本《沈从文全集》——在这套书中，明显可以看到，他1949年之后的文学作品，依然占据很大篇幅，不过再无名作罢了。

总之，这一切都可证实，当时的沈从文，已有再度受到重视的态势，起码是有点话语权的。

沈从文的这番变化，天生百样玲珑的范先生，也许早就看在眼里了。据陈徒手的《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一文披露：1962年，25岁的范曾，行将从中央美院毕业。为能谋得个好去处，范曾“天天给沈从文写信”，表达横无际涯的崇仰之意。

在这批意在投贽的书信中，范先生甚至曾动情倾述说，有一回“梦见沈先生生病，连夜从天津赶来”，感人肺肝之态，着实令人毛发皆耸。这份谦恭至极的表白，的确让沈从文甚为感动，热心为之联络疏通，帮助他如愿调入历史博物馆美术组，成为自己的助手，给中国古代服饰做插图。

以上所述，范先生在日后的《范曾自述》一书中，大体也是这么讲述的。这就是二人早期关系的定位：沈从文对范曾有照拂提携之恩，俩人一度是亲密的师生关系。

沈从文诚笃君子，陋于知人心，他不知道的是，这种手法，范先生早先就屡试不爽。同样著名的一段学界掌故：几乎是同时，即将毕业的范曾，以《文姬归汉图》为结业作品。

画成，他四处打听到了郭沫若的住址，腋下夹画每日守在其门外。有一日，终于逮到郭下班回家，他立即趋前请求题词。郭一看是年轻人，画也确实不错，挥笔就是一首四十八句五言古风诗。

拿到郭沫若题画诗的范曾，一夜成名。这事也在中央美院轰动一时，传得沸沸扬扬。但这种求名心切，不惜走终南捷径的格调，却也让范曾当时的指导老师蒋兆和、系主任叶浅予极为不满，认为他心术不正，意在借郭的名头逼压校方，是“靠名人光芒愚弄观众，虚抬自己的投机行为”。开始，叶浅予坚决不让此画参展，经人说情，才以“郭先生题字必须盖掉”为条件，得列1962年央美的毕业展览，并最终被该校美术馆收藏。

可惜，好景不长。这一对才华盖世的师徒，“蜜月期”不过只维持了4年左右。时间来到了1966年，中国大地翻云覆雨，什么都将是未知数。沈从文与范曾，往日弦歌堂内的师弟子，关系也陡然生变，直到势同水火的破裂。决裂的原因，一般公论，是因为范先生向壁虚造的中伤，与必至死地的构陷。

归纳起来，则无非有二：1、范先生陆续贴出10多张大字报主动揭发、陷害沈从文。这起是非的关键证据，除了“知情者说”之外，主要还来自于当事人沈从文彼时及此后所留下的文字：1966年7月的《一张大字报稿》、1969年11月的《致张兆和信》、1975年2月的《致一画家信》、1977年4月的《致汪曾祺信》，都在《沈从文全集》第18～26卷中能找到。

在这批书信中，沈从文感伤说道，“揭发我最多的竟是范曾”，“说是丁玲、黄苗子、萧乾等，是我家中经常座上客，来即奏爵士音乐，俨然是一小型裴多菲俱乐部”，总的罪状就有“几百条”，分布在“12大张纸上”，其中只要“十大罪状已足够致人于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写了几百条”，可是“无中生有”、“无一条成立”。

2、范曾幸灾乐祸投阱下石，处处不忘公开羞辱前恩师沈从文。沈从文曾在《致张兆和信》《致汪曾祺信》等私人书信中有过言评，认为范曾这人，“为人阴险”，喜欢“损人利己”，学识欠缺严重，“业务上常识不够认真学”，“善忘”，而且特别自负，“太只知有己，骄傲到了惊人地步”。最后，是一句断言，说范到历史博物馆10年，“还学不到百分之一，离及格还早”。

他对范先生的好攀附名人亦表鄙夷，说他“大画家”的名头，跟“名人”身份，都是到处设法而来，说他只是“在一种‘巧着’中成了‘名人’”。他这种观点，实际上李苦禅大师辞世前评价如出一辙的：“我没有范曾这个学生，子系中山狼，得志变猖狂”。

对范先生，尽管在亲友书信中，沈从文偶有义愤流露，可在公开场合，他实际一贯保持沉默。唯一的一次例外，大概是劫难过后，有回接受学生黄能馥采访时曾感慨万千。

那日，沈从文与这位爱徒闲聊往事，不知怎地，谈到了范曾。他说，有回范曾画了一幅屈原像，沈见后，善意提出一点服饰上的谬误，不料范突然勃然大怒，“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的那套，我这是上头批准的，你靠边吧”，沈黯然而退。

这种来自昔日高足的羞辱，显然让以宽厚著称的沈从文，终身不忘。他旧事重提，是为了借机叮嘱眼前这位同样敦厚的白发老学生，日后招手弟子时，也需要慧眼识人，避免自己的惨痛教训再度上演。据黄能馥回忆，闲谈最后，沈从文还意味深长地感叹了一句，“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

这些，都是流传了几十年的陈年旧事了，是非曲直也早有公断。再后来，名满天下的范曾大师，终于写出《我与沈从文的恩恩怨怨》面对非议。对于外界那些指控，他倒大体都大方承认了，只是辩白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错，是“大家同样概莫能外地在层出不穷的运动中颠簸所导致的”。

范曾先生到底是绝顶聪明之人呀！所有的成就，他都巧妙地归功给了自己；而所有的荒谬，他都乐善好施地推给了一个叫“时代”的玩意。

附：沈从文对范曾的回复

前天，因事到馆中，偶然相遇，又偶然见到你去年为安徽某报绘的商鞅画像，佩了一把不带鞘的刀，觉得不大妥当。因为共同搞了服装十多年，怎么您还不知道战国末年还不佩刀，只用剑。剑用玉作装饰，剑柄剑珥用玉，剑鞘中部也用玉，即过去人说的“昭文带”，而应当叫做“璏”。剑名“辘轳”即可以上下，如取水井上辘轳作用。平时前端必低下，坐下才方便，使用时再提起，过长，拔不出时，必向后由肩上拔，秦始皇在紧急中听弹筝宫女的歌声，才应急救了自己。

您还画过沂南汉墓列士传，很不错，我说明也写得很清楚，大致不看说明，才弄错。不想想秦国法律严极，哪容商鞅露刃上殿议事！作历史画，一个参加过服装史的骨干画家，常识性的错误，提一提，下次注注意，免得闹笑话，有什么使你生气理由？

……你说你负责，正因为你不懂得什么叫“集体”，也对于业务上常识不够认真学，才告你错误处，仔细想想看，是帮助你还是束缚你？若这是使你天才受约束不易发挥，回想回想你当时来馆工作时，经过些什么周折，一再找我帮忙，说的是些什么话，难道全忘了吗？你可以那么自解说，这是一种手段，重在能留下，利用我一下，免得照学校打算，下放锻炼几年，去掉不必要的骄傲狂妄。其实对你长远说，大有好处。

经过十多年同事看来，学校当时判断是完全正确的，错的倒是你的老师刘先生，一再向我推荐，保证你到我身边不仅业务上能得到应有的提高，以至于在工作态度、学习态度、做人态度上也有帮助。我由相信刘先生所说，他和我相熟四十年，总比你懂得我多许多。不然就不会把郭慕熙和大章同志向我推荐了。他相信我到这个程度，而事实上他两人和我共事前后廿多年，彼此印象都很好。私人可以说毫无关系，一切都从工作出发，保持了很好的友谊和理解，从来不感到我比他们高一着，一切工作都合作得很好。

此外，之檀、李砚云、张毓峰、老史……大都前后共事快廿年了，总能保持到很好的工作关系，为什么你倒恰恰相反？这倒很值得你回想回想，毛病是在您的方面，还是我的责任？对别人那么好，对你却会到前天情形，很值得您认真想想，来博物馆时候经过种种，由于你只图自保，不负责任的胡说，损害我一家人到什么程度。现在照你昨天意思，以为我“垮了”，在馆中已无任何说话权，甚至于是主要被你的小手法弄垮，而你却已得到成功，满可以用个极轻蔑态度对待我。即或是事实，也太滑稽了。你那么善忘，容易自满，蛮得意开心，可忘了不到半月前，在永玉处说些什么？我既然早就垮了，无可利用处了，你要我写字干嘛？是对我还怀了好意，还是想再利用作为工具？还是对永玉明天也会照对待我那么来一手？

范曾老兄，你实在太只知有己，骄傲到了惊人的地步，对你很不好。从私说，我对你无所谓失望或生气，因为我活了七十多岁，到社会过独立生活已快六十年，见事见人太多了，什么下流、愚蠢、坏人都接触过，同时好的也同样接触过，受的人事教育太多了，不然，怎么能设想，由标点符号学起，用不到十年，就写了六七十本小说？而由小学生身份，转到国立大学去教写作，混了廿五年，不被哄走？而且把多少“袭先人之余荫”的在大学里习文学、教文学的“大作家”，几几乎全抛到后面去了。若果你处到我这个地位，怎么办？或且得意到真正疯狂，更目空一切自我膨胀到不易设想！

沈从文在1977年4月4日写给汪曾祺的信中依然对这件事难以忘怀：

我们馆中有位“大画家”，本来是一再托人说要长远做我学生，才经我负责介绍推荐来馆中的。事实十年中，还学不到百分之一，离及格还早！却在一种“巧着”中成了“名人”，也可说“中外知名”。有一回，画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带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带间上殿议事。善意地告他：“不成，秦代不会有这种刀，更不会用这种装扮上朝议政事。”这位大画家真是“恼羞成怒”，竟指着我额部说：“你过了时，早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

大致因为是“文化大革命”时，曾胡说我“家中是什么裴多斐俱乐部”，有客人来，即由我女孩相陪跳舞，奏黄色唱片。害得我所有工具书和工作资料全部毁去。心中过意不去，索性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扮一回现代有典型性的“中山狼”传奇，还以为早已踏着我的肩背上了天，料不到我一生看过了多少蠢人做的自以为聪敏的蠢事，哪会把这种小人的小玩意儿留在记忆中难受，但是也由此得到了些新知识。我搞的工作、方法和态度，和社会要求将长远有一段距离。